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11月21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为文学，赴一场乡野之约——文学大家齐聚苏北小村，乡村讲堂点亮文学之光》的报道。
台上的嘉宾，既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也有大学教授、文学杂志主编。台下坐着的，有当地村民，有过路游客，有独自赶来的文学爱好者，也有带着孩子一起聆听的家长。
从阅读谈到创作，从个人作品聊到世界名著……话题不断展开。
这里是苏北乡间的一方文学讲堂。讲堂后方，几部手机正进行直播，数千人同步在线观看。
约50平方米的讲堂，面朝湖水，背倚田野，坐落于江苏泗洪柳山村。在这里，名家与村民相遇，有人提问，有人回应，有人表达，也有人静心聆听，彼此之间的距离，难得如此亲近。轻风吹过洪泽湖畔，与讲堂里的对谈声交织，乡野间多了一缕诗意。
“所有人都可以谈文学”
“我还是相信有‘乡村’在里边，它的质地，那种粗糙的、原始的力量，它跟文学、跟文化产生的关系，那种黏合度是不一样的”
10月3日，天气将寒未寒，洪泽湖西岸的秋风吹得柳叶轻轻飘动。石集乡柳山湖文创市集比往常热闹不少。步入这座建筑，一层是书店，二层设有展厅与作家工作室，三层则为会议厅与讲堂空间。这一天，三位“文学大咖”来到柳山做分享，轮番登台，与到场的村民、游客和文学爱好者畅谈文学，共度了一个充满书香的秋日。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徽昭当天“忙疯了”，一口气主持了三场分享会。作为“柳山乡村大讲堂”的创办者之一，这已是他参与主办的第十六期活动。自2024年8月起，李徽昭和另一位创办者——泗洪县文广旅局局长张利一起，陆续将近20位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和大学教授请到柳山，登台开讲。
张利是一位语文老师出身的文广旅局局长。回忆起语文教学生涯，张利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因为我从事过语文教学，了解学生们包括爱好者对文学、对文学名家的敬仰和向往，但始终感觉他们之间有非常遥远的距离。对于大城市来说，可能文学名家讲堂还比较常见，而对于乡村来说，这种机会很少。”
把文学名家请到乡村来，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张利的脑海里。来到文广旅局工作以后，她一直希望搭建一个平台，“让乡村里的普通百姓能跟文学大家有一个直接对话的机会和思想上的碰撞”。
2024年，适逢泗洪县依托柳山市集打造文旅阵地，张利把自己在乡村办文学讲堂的想法告诉了同为泗洪老乡的李徽昭教授。李徽昭也觉得这事能办：“我觉得文学就是有这么一种属性，科学家可以谈文学，工人也可以谈文学，所有人都可以谈文学。”就这样，两位“语文老师”一拍即合，柳山乡村大讲堂就这么办起来了。
李徽昭是泗洪本地人，对于办讲堂这事儿，他觉得挺有压力：“在家乡办讲堂，如果办不好那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最开始的计划里，李徽昭和张利只打算请一些大学的教授过来讲文学，两人都没预想到讲堂后面办着办着就“办大了”。“人这一辈子又能做多少事呢？还是想去做一些经过时间沉淀、淘洗之后被人记住的事，所以既然决定要办，就尽力去把它办好。我和张利都有这样一种情怀。”这样的想法，让李徽昭下定决心要把讲堂尽可能办好。
这位从事了多年文学评论工作的教授坦言，尽管动用了不少“私人关系”，但是联系讲座者还是让他费了不少脑筋。“尤其是茅奖、鲁奖获得者，他们时间往往排得很满，很不好约。”
讲堂背后的田野和庄稼帮上了忙。
泗洪县位于江苏西北部，县域面积2693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07万。境内河湖纵横、水绿交融，坐拥洪泽湖近40%的水域面积。柳山所在的石集乡则位于泗洪县城到洪泽湖湿地景区的中间点上。当地旧时有一国营采石场，周边县的老百姓都在这附近盖房子，渐渐形成了市集。如今的柳山乡村大讲堂就在这座市集边上，若是驱车前来，要在田间小道行驶近10分钟，待转过弯来看到讲堂所在的一片建筑，豁然开朗。讲堂不远处还有柳山湖，不时吹来的微风让人心旷神怡。
“不少人觉得在乡村开讲是一个亮点，觉得能在乡村开讲堂、跟周围村民聊一聊很有意思，乡村本身成了他们过来的一大动力。”李徽昭说，“在乡村广阔的天地，可能跟文学产生的呼应性会更强。现在喧闹的地方太多了，但是在乡村讲，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像是回到了文学的起点。”
《人民文学》主编、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徐则臣10月3日也来到了现场，这是他一年多来第二次在柳山乡村大讲堂谈文学。除了好友李徽昭的邀请，他觉得身为作家，到乡村去是“应有之义”。“本身我就是农村出来的，我知道乡村对文学资源、文学信息需要的、热切的程度，所以只要有机会我就过去。作为一个文学从业者，我觉得到乡村去其实是最基本的，还是应当有这么一点觉悟。”
由徐则臣所题写的“柳山乡村大讲堂”牌子如今挂在讲堂的后方。“当时请他题字的时候，他先是写了一幅叫‘柳山大讲堂’，字写得很大，比现在还大不少。”李徽昭笑着说，“我跟他说不行，一定要重写，要把‘乡村’放上去。因为没有‘乡村’的‘柳山大讲堂’就是一个名字加上一个‘讲堂’，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可以，但是加了‘乡村’，它就不一样了。”
“我还是相信有‘乡村’在里边，它的质地，那种粗糙的、原始的力量，它跟文学、跟文化产生的关系，那种黏合度是不一样的。”李徽昭说。
“让乡村老百姓都能听进去”
16期讲堂里有14期是多人对谈的形式，与谈嘉宾从大学教授到中学生，从作家到文学爱好者，多的时候有四五人共谈
周容光的国庆节过得很“幸福”。今年52岁的他在泗洪县城经营一家土菜馆。10月3日当天，他起了个早，开车来到柳山，坐在第三排，一听就是一整天。
他听讲时习惯戴上眼镜，有时听到兴起，两手撑着椅子的扶手，恨不得整个人“伸”到台上去。“在现场听名家讲课，不知怎么的我就感觉很兴奋。”周容光说。
周容光最开始注意到柳山乡村大讲堂是在公众号上。“当时偶然看到了胡学文老师要来讲。我1995年在淮安求学的时候就看过他的文章，题目记不得了，但就记住了胡学文这个名字，慢慢成了他的‘书迷’。零几年那会儿刊有他作品的学报我到现在还保存着。”
时隔30年终于见到“偶像”，周容光保持住了“矜持”，还为自己争取了一个提问的机会。“其实很激动，但是当时的场合我又不能过分激动。”
后续又来听了几次，周容光觉得自己有点“上瘾”。“有时间我就去听，没时间我也要创造时间。”周容光笑着说，“关键是他们讲的东西我大部分都能听懂，并且也能让我产生共鸣和思考。”
讲堂现场布置了5排座椅，约50个座位，坐不下时便有听众坐到后方的台阶上。讲堂全程“抬头率”挺高。
在李徽昭看来，讲堂不仅得办成，还得办好，因此观众的“抬头率”很重要：“我们请的人、谈的话题，如果跟这个地方没有形成互动关系，可能就没有意义，你在台上叽里咕噜说一大堆，听众过来听了以后就低头，这样没意思。”
虽说名为“讲堂”，“柳山乡村大讲堂”实际多是以“对谈”的形式开展的。据介绍，目前的16期讲堂里有14期是多人对谈的形式，与谈嘉宾从大学教授到中学生，从作家到文学爱好者，多的时候有四五人共谈。
“一个人对着PPT来讲，那是课堂的方式，是提前预制好的，缺少一些意外碰撞所产生的经验、思想或者灵感。课堂的方式里，听众所面对的是一个人的焦点，而如果采用对谈的形式，焦点就会由一变成二和三甚至更多。”李徽昭说，“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在大街上看到有几个人在一起吵架、谈话或者啥的，你就会想凑上去听。”
在李徽昭看来，对谈的形式比一个人讲述更具吸引力，还会形成一种“扩散效应”。
10月3日的讲堂上，徐则臣的一个问题就让李徽昭有些“猝不及防”。在另一位与谈者——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鲁迅文学奖得主李浩说完之后，徐则臣突然请李徽昭评价一下李浩为其作品所作的序，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问题反而一下勾起了李徽昭的回忆，他从三人十几年的交往历程谈起，又说到了彼此的多部作品，台下听众听得津津有味。“这种情况只有在对谈的现场才会发生。”李徽昭笑道。
徐则臣对此也颇有感触，2024年9月他第一次来到柳山乡村大讲堂时，与谈嘉宾就是李徽昭，两人从泗洪人最熟悉的运河谈起，谈到发生在运河畔的故事《北上》，又谈到徐则臣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其间不时与台下听众互动。“对谈这种形式是相互激发、相互碰撞的，而且这种对话其实不仅仅是台上的人在对话，台上和台下之间也在对话。”徐则臣说。
聊运河、聊文学之外，李徽昭和徐则臣唠家常一样，穿插着谈了拒稿，谈了县城里的应酬等，时不时引得台下听众会心一笑。“文学语言有抽象的、艰深的一面，当然也有深入浅出的一面。我觉得文学从业者应该有这样的能力：面对普通读者，要能把最基本的也最重要的文学精神传递出来；同时对于一些文学问题，也要让它保持在应有的高度上，让普通的读者伸手够一够，让他在未来的某个瞬间突然想起来。拿捏住这种分寸是应有的本事。这样的机会也提醒我们有时真是要放下身段，改变对话的方式。”徐则臣感慨。
今年5月，徐则臣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以为就是简简单单地谈，谈完了就走，不承想竟进入了一个浩大的乡村文学教育工程里。说进入，是因为兹事体大，晏阳初一般的壮举让我感佩。如今，这个工程名之以‘柳山乡村大讲堂’。在乡村，在辽阔的旷野中间，办起一座延请中国文学界知名人士来此开坛的大讲堂，全中国也没几家吧。”
如聊运河这样从听众角度出发设置的议题，在柳山乡村大讲堂十分常见。今年7月25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刘正伟教授受邀来到泗洪柳山，做主题为《名著导读：读什么，怎么读》的分享，与谈嘉宾是泗洪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和一位高一的学生。
最开始县里希望刘正伟谈的主题是《什么是好的语文教育》。“我觉得这个主题太大了，就和县里反复沟通了几次，后来考虑到讲堂的时间在暑假，听众中会有一些学生，才定下最终那个主题。”刘正伟说。
刘正伟坦言，因为之前从来没做过类似的事，正式开讲前其实挺担心，还有些紧张，怕自己讲的台下听众听不进去，一直到当天上午还在看材料。
讲堂上，作为主持人的李徽昭抛出问题，刘正伟很快进入了状态，与两位与谈人展开了讨论。
“我阅读名著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读不懂，像《乡土中国》中的一些概念感觉很难理解。”泗洪中学高一学生蔡卓萱有些害羞。
“为什么这样难懂的书会列为中学语文的必读书目呢？”李徽昭立刻微笑着“刁难”了一下刘正伟。
刘正伟皱着眉思考了一会儿：“名著阅读肯定是会有挑战性的。”他郑重地告诉蔡卓萱，把有难度的名著设置为必读书目，一般还同时设置有名著导读和讨论环节。“但确实现在让高中学生专注于阅读的时间不太够。”刘正伟坦言。
“其实我还是更习惯完整的授课，但这种对谈的形式也很好，针对一个问题，与一线的老师和学生开展讨论，我们彼此有不同的答案，进而对问题的认识也更加丰富。像那位语文老师说得就非常好，一方面他按照新课程理念去做，另一方面他也结合中学生的升学等特点进行了一些调整，对我很有启发。”从讲堂“下来”的刘正伟状态极佳，“这种沟通就像是教育学里说的一样，‘我们彼此住进了对方的城堡’。”
小陈今年30岁，是当地的一位文学爱好者，这是他第一次来听柳山乡村大讲堂。来之前他有些苦恼，因为刷短视频“让自己渐渐有些看不进去书了”。
“听完感觉脑海里的困惑解开了不少。之前总想着要戒掉短视频，影响自己读书，结果常常适得其反。现在想清楚了，短视频也值得看，不能完全否定它的价值，但终究是碎片化的东西，而读书才是系统的，还是要去建立一个系统的阅读库，碎片的时间再刷刷名著推荐之类的短视频，不能本末倒置，感觉自己豁达了不少。”小陈说。
现场来了不少中学生和家长。从县城过来的张女士是一位银行职员，她带了自己的孩子还有外甥女、侄子一起过来。讲堂结束后，张女士招呼三个孩子在讲堂后方拍照留念。“感觉像回到了学生时代。对于初高中孩子来说，应该很有帮助，他们应该会找到自己的一些阅读方向、阅读方法。”张女士说。
另一位从县城过来的刘女士也带了6岁的女儿一起听，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今天来的时候告诉她：妈妈要出去，跟你在学校是一样的，你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如果你坐不住，也可以跟妈妈讲。既然有大师来，我就希望她能多接触，这是我小时候接触不到的世界。”
文学之外，柳山乡村大讲堂还曾围绕教育、音乐、美食等主题开展。“我希望我们的乡村大讲堂有一个‘渐进式’的发展，从老百姓关心的议题入手，以老百姓都能听得进去的方式开展。”张利说。
“坐在这儿就成功了一半”
“10万本书，5万个人尝试翻开了，2万个人读到了一半，1万个人读完了，2000个人开始重新审视对事情的看法，1000个人改变了性格，500个家庭因此获得了幸福”
乡村大讲堂所在的泗洪县石集乡柳山湖文创市集里，一层书店的一面墙上，淡黄色的便利贴被排列成心的形状，上面有往来者的留言。（下转10版）
（上接9版）一张便利贴上写道：“中华万卷书香，盛世百年图强。”
抗日战争时期，有着“天下文明第一军”之称的新四军四师师部即坐落于泗洪。新四军四师在洪泽湖西岸的这片土地上办报、办学校、办剧团，用思想与文化的力量唤醒群众、武装群众。
张利曾任教的江苏省淮北中学即是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首倡建立的一所学校，始建于1941年，原名“淮北苏皖边区公立淮北中学”，当时是一所抗日军政学校。昔时的淮北中学在战火中屹立，为淮北党政军各条战线培养和输送了众多人才。如今，琅琅读书声从淮北中学的校园里传出，在洪泽湖面回荡。
讲堂所在的三楼空间里，挑高不超过30厘米、面积10平方米左右的讲台上布置着两张木质小圆桌、几把四脚椅子、一块投影幕布。讲台与第一排听众距离约1米，因此即便没有话筒也无妨，台上讲者身体微微前倾便可与听众“近距离”交流。这或许是许多前来做讲座的作家、学者们登临过的最“小”的讲台。
听众里包括中学生、外卖员、农民……这或许也是作家学者们登临过的最基层的讲台。
过来听讲不需要预约，即便是偶然路过，爬个两层楼就能进来听，若听厌了也可随时离开。
这样的场景里，反差与一些所谓的鸿沟已不那么重要，甚至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意义本身。
徐则臣认为，对于基层和一些文学发展相对欠缺的地方来说，作家的到场本身就很有意义：“作家坐在台上并不一定能讲出来什么，但是他往台上一坐，这个事就成功了一半：让大家看到这么一个普通的人，也能成为作家，也能写出来东西。这样可以拉近人们与文学之间的距离。”
在他看来，文学绝非高高在上，反而与日常生活非常接近。“通过‘作家到人群中去’这样的形式，可以帮助人们对文学祛魅。”徐则臣说，“未必要说出什么至理名言、真知灼见，只要能给听众一点启发、反思或者开启新认知的契机，我觉得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扬州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张美林深有同感，他认为音乐同文学一样，也应该更多地向乡村走去。11月8日的柳山乡村大讲堂上，人生中第一次到乡村讲课的张美林，以崔健的一首《一无所有》开场，一边放歌曲一边聊音乐，和台下听众“玩”到了一起。从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曲切入，张美林畅谈流行音乐的发展、谈民歌的起源。坐在后排的老阿姨不时用脚踩着节拍一起低声跟唱。
“藏族的歌谣模仿的是羊叫，比如这样……”兴之所至，张美林多次站起身来放声歌唱。
“有些人觉得专业的音乐好像曲高和寡，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音乐本身就应该走向大众、走向百姓。用这种朴素的、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聊音乐，我觉得反而更能全然释放。”张美林说。
让文学、让音乐、让艺术来到乡村老百姓身边。“大家为生活琐事所累，可能会陷入一些思维的短板中跳不出来。接触到文学、音乐等艺术形式，与名家面对面交流，可能突然就豁然开朗了，一些事情就能想通了。”张利说。
她还举了个例子：“假如卖出10万本书，5万个人尝试翻开了，2万个人读到了一半，1万个人读完了，2000个人开始重新审视对事情的看法，1000个人改变了性格，500个家庭因此获得了幸福。不一定要对10万个人都有影响，但是其中有500个人受影响，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柳山乡村大讲堂这种由县一级主导的乡村讲堂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尚属罕见。“文学未必不能在乡村扩散。”李徽昭说，“对于柳山乡村大讲堂来说，作家的‘来’与大讲堂的‘在’本身就会形成一种力量。”
乡村大讲堂的建立、文学在乡村的扩散都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李徽昭与张利的共同看法。“这是一种文化抉择，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即使我们不做，也必然会有其他人来做的。”张利的语气平静而笃定。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文化惠民”。当风又吹过洪泽湖畔，树叶随风起舞，树梢的果实悄悄成熟，越来越多的优质文化资源正源源不断地注入广袤乡村，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文化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