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岚在联合国的工作证

在联合国17年的工作经历让陈永岚习惯于穿正装     

    新华网长三角频道９月１６日消息     

    穿着“培罗蒙”西服去联合国面试

    1984年，怀揣着中国护照，上海人陈永岚来到纽约，经过与数百名竞争者的较量，他成了联合国计划开发署里第一位黄皮肤、黑头发的国际公务员。

    17年里，陈永岚从程序设计员做到数据库与信息技术管理部主任，并亲历了联合国的技术变革——从“手写腿跑”的办公模式到“指击键盘”的信息化管理……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 独家采访了上海人陈永岚，听他用未改的乡音讲述发生在联合国总部那幢著名的“火柴盒”建筑里的一些往事。

    考官说，从来记不住应聘者穿什么

    现任瑞典政府驻华工业参赞的陈永岚，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计算机系，1981年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1983年，陈永岚结束大学课程，此刻，24岁的他面对一个选择：找工作，还是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这时的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经济正处于最低谷时期，急于想证明自己的陈永岚选了第一条道路：带着皮箱、中国护照走进了繁华的曼哈顿，去实现一个上海年轻人的梦想。

    来到纽约的第一年，正巧碰上联合国招聘国际公务员，陈永岚寄出了自己的履历。几天后，他顺利通过笔试进入面试。

    为了给考官留个好印象，陈永岚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来美国前特意在上海买的一套米黄色格子的“培罗蒙”西服，和一件紫红色“开开”羊毛衫。可没想到，这番精心的打扮却引来房东诧异的眼神和惊呼：“这衣服太土了，换一套吧！”

    面试结束时，陈永岚随口问考官：“你会让一个穿着不十分得体的中国人进联合国吗？”

    考官呵呵地笑了起来：“我从来都记不住应聘者穿什么、什么样的肤色。我只看能力，如果这份工作需要你，那就是你的。”

    写使用说明，请清洁工做“第一读者”

    刚走进联合国总部那幢著名的“火柴盒”建筑，陈永岚说，他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到什么都觉得新奇。最让他惊喜的是，终于见着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IBM电脑主机，虽然塞满一个房间的设备只有几百K的内存。

    陈永岚说，这种轻飘飘的感觉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编写“员工出差系统使用说明”的任务搁在他肩上。当时，由于在许多国家都有派驻机构，为了处理出差报销、签证、打预防针等繁琐事务，联合国不少部门都下设员工出差管理处，二三十个人每天围着一大堆纸打转。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和设计了一套员工出差系统，希望通过计算机的普及应用逐步解决这一难题。项目负责人告诉陈永岚，使用说明一定要让清洁工一看就会。

    3个星期里，陈永岚每写完一页，就找清洁工做“第一读者”，如果他们有搞不懂的地方就修改。

    在编写说明时，陈永岚碰到了一个大难题，用打字机打印文稿一旦出了错，必须从头再来。于是，他到处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结果在计算机中心发现了一台王安文字处理机，虽然功能简单，但打出的文本不仅规范美观，还可以随意修改，不用再返工了。回忆起这段往事，陈永岚笑着说：“没想到还是中国人‘救’了中国人。”

    当陈永岚将100多页的说明放到项目经理桌上时，得到的除了赞扬外，还有一条终身难忘的经验：在联合国首先要学会独立面对难题。

    为了“数据仓库”，费了不少口舌

    1989年，联合国投资3000万美元用于超大型集成管理系统的建设，这是联合国管理自动化、数据一体化的一次重大技术变革。到19 95年整个系统投入试运行，共耗资1亿美元。当时担任计划开发署数据库与信息技术管理部门技术总监的陈永岚负责核心技术研发。

    陈永岚说，为了方便数据使用，他提出了“数据仓库”的概念，即把各部门所需要的专业数据分门别类输入电脑，再加上不同的运算方式，让使用者按照需求取用。

    可这个建议遭到了课题组的反对，来自意大利、哥伦比亚、美国的3位专家都认为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使用“数据仓库”过于冒险。

    但陈永岚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3个月内，他开车带着3位专家到成功使用这一技术的企业去参观。随后，又针对3位专家的不同想法，一次次找他们个别谈心。

    最后，经过反复修改和论证，“数据仓库”技术终于投入实际应用，还获得了联合国全球信息技术部门峰会的特别表彰。

    我眼中的联合国“总管”们

    从1984年到2001年，陈永岚在联合国工作了17年，身为计划开发署的一名高官，他接受过3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领导，他们是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布特罗斯·加利和科菲·安南。

    在陈永岚看来，这3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联合国“总管”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处世哲学。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无为而治

    1982年1月1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深谙“中庸之道”，言行举止绝不会越雷池半步。

    德奎利亚尔处理问题的方式，更多地是缓一步、慢半拍，再看看情况。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联合国的机构异常庞大臃肿，但对于各部门提交的改革方案，德奎利亚尔要么束之高阁，要么表示再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因此许多好的建议都无法及时推行。

    用中国传统的理念来讲，德奎利亚尔在工作上奉行的是“无为而治”。

    虽然，1989年开始的联合国机构和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变革是从德奎利亚尔的任期内开始的，但这并非出于他的本意，要不是在联大上如此多的国家提出强烈意见，美国甚至施加“不还款”的巨大压力的话，以德奎利亚尔的性格，应该不会在自己的任期内对联合国的内部机构作出重大调整。

    而在对外事务上，外交官出身的德奎利亚尔确实是调解国际纷争的好手。1982年，当英国与阿根廷发生马岛海战后，是他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及时召集两国首脑会谈和磋商，并最终达成了停战协议。

    布特罗斯·加利锋芒毕露

    布特罗斯·加利1992年1月1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应该说是顺理成章，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在由欧洲人、亚洲人、南美人轮流坐庄后，终于花落非洲。

    在对内事务上，加利是一个锐意进取的改革派。

    这位埃及议员出身的秘书长从未有过在联合国工作的经验，对内部机制的运作是个“门外汉”。

    但较为主观、急于求成的性格，使加利往往会刚愎自用，一些推行的改革方案，常常阻碍了联合国内部机构的发展，因此也引来了许多非议。

    在对外事务上，加利应该说是比较失败的，特别是在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造成100万人死亡的事件上，联大不少成员国都指责加利反应过慢，没有及早介入，直接导致了这一惨绝人寰事件的升级。

    而此时，加利却将责任推到了美国身上，认为美国政府阻碍了联合国的行动，加利也成了第一个敢于公开指责美国的联合国秘书长，在随后的几次联大上，加利与美国的冲突愈演愈烈。

    最后，在连任投票时，加利因“内忧外患”，成了第一个没有连任成功的联合国秘书长。

    科菲·安南左右逢源

    安南在1997年成为联合国的第7任秘书长。

    由于加利未连任成功，而按照惯例从非洲选出的秘书长应担任该职务两届共10年，因此安南成了第7任联合国“总管”。

    安南创造了两个第一：第一位黑人秘书长；第一位从联合国国际公务员队伍中提拔上来的秘书长。

    在联合国的丰富就职经验使安南成了协调各方关系的好手。在内部事务上，由于曾在人事部门工作过，安南与联合国不少部门的高官关系密切，不同于其他两任秘书长高高在上的姿态，安南喜欢时常到各部门转转，询问职员工作的情况，有时听到一些要求改进的意见，还会主动派人调查了解。

    就以现在困扰安南的联合国官员性骚扰丑闻案为例：其实，安南刚上任时就碰到了这样的棘手问题，当时，他一面通过派人彻查安抚联合国一般办事员，一面又在一些公开和非公开的场合表示他相信那些高级官员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由于矛盾的双方都感觉得到了重视和安抚，整个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在3任秘书长中，安南的口才是最好的。如果说德奎利亚尔是照本宣科，加利是看看读读，那安南就是出口成章。善于辞令使得安南在与许多成员国的对话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同时，安南十分注意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因此再次连任联合国秘书长，使非洲人在联合国秘书长位置上连任3届。

    近年来，由于在伊拉克等问题上，安南几次触犯了美国人的利益，因此，美国不停为他制造麻烦。面对现在的难题，安南应该发挥更好的协调能力。